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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为什么引发“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大讨论

http://www.988visa.com 发布时间:2019年02月14日 16:31 来源:网络整理

2019年的春节档,由于《流浪地球》的出现,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已经到来的声音逐渐占据舆论市场,从国家级媒体到地方媒体,以及各种自媒体和粉丝,都纷纷发出自己的声音。《新华社》接连发表《中国科幻电影在农历新春迈出新一步》《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等多篇评论,《参考消息》也转载了《纽约时报》的评论《<流浪地球>标志中国电影新时代到来》。
本文将回顾并梳理以下问题:中国科幻电影元年概念的提出及其背后的时代脉络;为什么大家都在期待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为什么普遍认为是《流浪地球》而不是《疯狂的外星人》开启了新的时代,这种观点是否具有合理性,并分析当下对《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评论两极分化的原因。

《流浪地球》为什么引发“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大讨论

《流浪地球》剧照。
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由来
2014年年底的中国科幻圈十分热闹:据媒体披露,中影集团当时公布的24个电影项目中,三部制作成本最高的影片分别为《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微纪元》,都是科幻题材作品;游族影业正式宣布《三体》的导演、演员阵容和拍摄计划;导演宁浩宣布拍摄新作《乡村教师》。这五部电影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根据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改编而成。网友顺藤摸瓜,又发现了八十余部立项的科幻电影。恰如2019年大家都呼喊着中国科幻电影元年来了一样,当时的舆论界首次提出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说法,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科幻元年。
以2014年为界往前回溯,第一个遇到的重大事件,毫无疑问是三体的诞生与传播。2006年5月《三体1》在《科幻世界》连载,2008年5月《三体2》出版,2010年11月《三体3》出版,在序言中严峰写道:“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2014年,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北京大学做了几场关于乌托邦的讲座,其副标题为《从鲁迅到刘慈欣》,将刘慈欣与鲁迅并举,文化界思想界开始将目光聚焦到刘慈欣和科幻。
目前学术界对三体传播的研究还不完全透彻,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三部曲的出版与面世,三体开始吸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幻圈以外的目光,那几年科幻迷们可能会感到略微的不适应,小圈子的科幻银河奖、星云奖怎么一下从科幻迷的狂欢,变成了互联网大佬的科技对谈。这之后,不断有人询问三体的版权,有些人感觉《科幻世界》出的版本和营销匹配不上刘慈欣的巨著,想重新包装出版;有些人前瞻地意识到,应该买下相应改编权,事实上刘慈欣大部分作品改编权很早就已“廉价”打包出售,因为他也无法预料到未来自己作品的火爆。而对于互联网而言,2014年前后正是兴起IP概念热潮的时期,各大公司都在疯狂收割IP,以一种奇货可居的方式野蛮生长。从表象看,三体的火爆毫无疑问给中国科幻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除了资本界的关注,当时还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岩于2015年顺利招收了中国科幻文学方向(由于历史原因在儿童文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而早在2013年底,《科幻世界》就提出要以成都为中国科幻中心打造科幻产业园。
稍早的2012年前后,另一个将三体带到世界的男人被引入中国,刘宇昆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细腻的笔触被中国科幻迷广为熟知。很快,他翻译的英文版《三体1》于2014年11月正式出版,迅速获得美国星云奖提名,并在2015年8月获得美国雨果奖。本来大家包括刘慈欣本人在内都不看好自己能获得雨果奖,《凤凰文化》还是因为乔治·马丁的对谈才签下颁奖直播,结果一夜爆红,《人民日报》很快发表了社论《中国科幻,如何“做好自己”》,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科幻要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化的关系。
当然,科幻的创作也需遵循文艺创作规律,2015年至2019年间,每一年都有人提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来了,然后又发现似乎没有来。比如《乡村教师》的改编在宁浩的主导下逐渐脱离了原著,成为疯狂三部曲之一的《疯狂的外星人》,打上了浓重的宁浩标签;《三体》的拍摄因后期技术原因一拖再拖,网上流传最广的段子称刘慈欣看完样片后,一言不发,默默地抽着香烟;《超新星纪元》、《微纪元》自立项后几乎再无消息传出;《流浪地球》的命运则稍好一些,现在郭帆、吴京与《流浪地球》的传奇故事也广为流传,总之事儿就这么成了。
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提法,其内涵究竟是什么,是否有除了宣传之外的意义呢?显然,这个提法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之前没有科幻电影,所以,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科幻和中国科幻电影的历史,并结合科学、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以便进一步理解“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这个提法本身蕴含的意义。
科技史视野下的中国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
中国科幻文学的肇始源自近现代中国对于西方科技知识的迫切需要,这是学界的共识。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革命,科学小说(严格说来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科幻小说)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科学小说的文学性、娱乐性某种程度上让位于其科学性,这就使得晚清民国出现了不少带有数学公式的科学小说。
一方面科幻小说必然受到科学发展的影响,如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诞生于18世纪,当时医学对生命本质的大讨论和电疗法的流行是其诞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源泉(见Sharon Ruston《The Science of Life and Death in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新法螺先生谭》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受到西方磁性学说的影响(见栾伟平《近代科学小说与灵魂——由<新法螺先生谭>说开去》等,但由于主要从文学角度讨论,因此对当时的科学讨论时有谬误,实则动物磁性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科学理论,可参考罗伯特·达恩顿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更不用提科学技术进步对科幻表现形式的更新,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物理学发展为理论基础形成的计算机技术带来了全新视觉特效技术,彻底改变了美国科幻电影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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